至于立足江南的南朝政权，则有更多野象的活动纪录，譬如梁元帝即位后不久，发生过“淮南有野象数百，坏人室庐”的情况，显露当时象群数目仍很可观，但也与正不断开发江南的人类争夺栖地。此外，皇室亦会利用贡象或干脆捕捉野象充作仪仗之用，这也会致使象群减少。如笃信佛法的梁武帝前往同泰寺亲自说法，听众达到数万人之多，没想到“南越所献驯象，忽于众中狂逸，乘轝羽卫及会皆骇散”。还有一回，则是唐德宗即位后不久，下旨“珍禽奇兽悉纵之，蛮夷所献驯象畜苑中，元会充廷者凡三十二，悉放荆山之阳”，将包含大象在内的三十二只仪式用禽兽全数野放。不过能脱身而走的大象毕竟是少数，其余被豢养与捕捉的野象就没那么幸运了。
因此自唐宋以降随着人类往南开发的力度不停增强，以及气候渐渐变冷，野象的生存范围又进一步被局限，仅在岭南地区较常见。唐代官员刘恂在著作《岭表录异》中记述“广之属郡潮、循州（今广东省新丰、惠州等地），多野象。潮循人或捕得象，争食其鼻，云肥脆，尤堪作炙”，还提出“象肉有十二种，合十二属，胆不附肝，随月转在诸肉中”这种不知根据的说法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百姓将象肉视为珍馐美馔的话，只会更加速野象的绝迹。
为了驱赶或捕食野象，人民想出各种捉拿办法。比方南宋官员黄震简要地记载过“二广亦有野象，盗酒害稼，目细畏火，钦州人以机捕之”。周去非在《岭外代答》里更详述了广西钦州人的捕拿法：“象行必有熟路，人于路傍木上施机刃，下属于地，象行触机，机刃下击其身，苟中其要害，必死。将死，以牙触石折之，知牙之为身灾也。苟非要害，则负刃而行，肉溃刃脱乃已。非其要害，而伤其鼻者亦死。盖其日用无非鼻，伤之则疗不可合，能致死也。亦有设陷穽杀之者，去熟路丈余侧，斜攻土以为穽，使路如旧而象行不疑，乃堕穽中”，显露人类如何利用大象习性加以捕杀。
南宋还出现了被称为“象鞋”的陷阱，其“用厚木，当中凿之如深窍，劣容其足，中植大锥，其末上向，于窍之外，周回峻凿之如今之唾盂而加峻密密。埋于其往来之所，出草覆之，倘投足木上，必滑下窍中。其身既重，锥洞贯其足，不能自拔，即仆负其痛，莫能展转，谓之着鞋”。这段史料，清晰地载明野象会在“着鞋”的遭遇里如何痛苦难行，其下场不是被人类或其他掠食者杀害，抑或伤口溃烂而毙。
明末文人李文凤则另外记录了一条更骇人耳目的捕象过程，当“大廉山（在广西合浦县东北）群象践民稼，逐之不去”时，当地太守胡公鳌便率领乡民“预令联木为簰栅，以一丈为一段，数人舁之，俟群象伏小山，一时簰栅四合，瞬息而办”。待大象被关入簰栅后，乡民还要“栅外深堑，环以弓矢长鎗，令不得破簰栅而逸”。最后困住的大象被“从日中火攻之，象畏热，不三 四日皆毙。凡得十余只”。更让人鼻酸的是，李文凤提及这群遭围杀烤死的大象曾生下一头小象，被乡民发现后进献给官府，不意在途中便夭亡。考虑到大象是群居动物，失去亲族抚育的小象若要在人类驯养中度过余生，也许这样的结局还会痛快些。
正因为这样年复一年的捕杀和气候变化，令中国野象不断减少到仅余今日的三百余头而已。但若因此全然归咎人类也未必公平，因为对仰赖作物的农民来说，被大象啃食践踏过后的颗粒无收也形同断己生路。因此要如何解决这绵延万年以上的难题，恐怕仍严峻考验着人类的智慧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